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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需要崭新的企业转型理论予以支撑。企业转型并非华丽转身，而是一场不断遭遇革命性的断裂并回应以融合性续造的历史进程。从人类社会科技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变革、产业变迁的高度，才能深刻鉴别和诠释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特有规律。
当前，数字经济深入推进，正深刻改变着汽车企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数字化为中国大型汽车制造企业深化改革注入新的魂灵，使数字化转型成为面向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必然抉择。
20世纪40年代，卡尔波兰尼在《TheGreatTransformation》最早提出转型这一概念。而管理学上企业转型这一概念是指由于竞争引起的整体企业战略、体系结构、能力结构涉及战略层面、技术层、管理层的多层面系统性模式的变革。转型具有系统性、跨越性、阶段性等特点，需要一套科学的方法论，涉及到组织、流程、文化、人员能力等一系列变革。
从管理学和经济史紧密联系看，关于企业转型的社会经济背景研究可以追溯到波兰尼《大转型》这部杰出的经济史著作。其主要通过工业革命初期的大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史，对自由主义经济进行最强最彻底的批判。
它有力地驳斥了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体系理论。波兰尼精辟的断言：自发调节的市场就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该文在扬弃了市场社会之后，积极主张伦理经济（前资本主义时期）应嵌入回到社会的工业文明，即社会主义，这种关于自由经济的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深邃的见解与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基本一致。
可以看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催生，此前沉溺于虚拟经济的西方国家纷纷实行“去工业化”策略。把许多制造业工厂设在海外，这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泛滥成灾。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启动了“再制造业化”的道路。
这篇著作对当前反思逆全球化局势下国家战略指引等方面，对我们坚持推进企业转型仍然具有积极价值。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指出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可视为同一物，第一次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而熊彼特派经济学家佩雷斯和索伊特率先提出“机会之窗”概念及“跨越”这一术语。新兴技术范式为后来者（即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窗口——摆脱旧技术体系的局限，在新兴产业中寻觅新的机会。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会窗口，从旧技术到新技术体系的突破方式或形式的组合，这一概念即是模式，在模式转换期间，行业的先驱将享有一定优势。
企业需要判断什么是最佳模式，最佳转型路径。路径源自英文“PATH”，本是经济发展途径的界定，学术界普遍认为：模式是普遍适用性的样本和范式，具有内在性、外在性及可借鉴性。而路径是指不同模式之间转换的途径，作为解决和分析企业转型的过程，在学术界和行业中广泛应用。
转型路径是从解决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抽象出来，涵盖产业、管理方式等一系列要素。制造业转型模式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经济、产业政策等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的发展方式。涵盖区域特定的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机制、方式等一系列要素。就某一微观企业来看，制造企业转型模式是指企业体制、生产组织、管理系统与技术系统的形态和运作模式转换或变换。
制造业模式从低级向高级模式的转型升级路径，受产业演进规律制约。主要涉及中观、微观层面的转型。从模式与范式的关系更容易理解转型路径，范式是模式的高级阶段，从模式到范式的转化是转型的高级路径。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转型模式体现的是静态规范样式，转型路径则体现的是动态途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可以逐步形成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不存在一种适合所有企业的方法。在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需进行系统权衡与谋划，从而选择不同的途径，但模式与路径紧密相关联从转型模式、路径与转型战略的关系来看，转型战略更多体现宏观布局、谋划、方向和整体性。
企业发展战略更具宏观性、全局性和长远性，而转型模式与路径则更多地带有微观性、局部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因此，转型路径的选取不能背离转型总体战略。总体战略具有全局性、系统性，而从全局出发的朴素系统观古已有之。中国清代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有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时”，如此等等。
而奥地利塔朗菲1948年发表《生命问题》标志着“系统思维”的诞生，现代系统论的问世。同理可见，从古代至现代，中西系统化思维概念在此融汇。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复杂的问题谋划皆需全局、系统化的解决。
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涉及产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复合型问题，这就决定了其复杂性。必须采用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思路，而战略协同决定效能，模式决定成效，路径决定绩效，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马克思在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单是生产力的转化并不代表革命，而是工业革命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转化。一个时代通常偶然发展于某个关键性技术，经过技术革命，最终形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稳定状态；而越过产业边界，逐步形成了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方式的不断变化，最终导致各领域广泛地扩散而引发“产业革命”。
自20世纪初以来，人类工业（产业）革命的技术经济发展进程深刻地影响着汽车产业的发展脉络，其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手工仿照到工业自动化、从规模化转向精益、柔性、敏捷制造等制造业内发展模式；当前正面临从数字化计算机集成制造到网络化制造，从智能化制造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模式的转变。创新是推动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其对于汽车工业变革进程的影响亦是如此。工业革命带来历次汽车制造模式的革新。从２０世纪初以福特为发端，汽车工业制造发展经历了“工业1.0—机械制造”、“工业2.0—流水线、规模制造”、“工业3.0—计算机实现自动化、工业机器人”和“工业4.0—数字化，虚实融合”等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模式各有不同。早在1901年，兰索姆·E·奥尔兹发明了汽车装配线。
在一个世纪前，艾利·惠特尼开发标准化零件和提出大规模生产的理念。自亨利·福特采用并改进了汽车生产线到工业2.0，创建了“订单主义”新模式，从而产生了标准化制造和批量生产的概念。在承上启下的工业3.0阶段，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促成了制造过程自动化和信息化的生产革命。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美国帕森斯公司发明可编程的数控技术，其离线编程来从零件图中开发数控代码继续了流程资源的转换，使流程不再是独立而是依赖于工厂基础设施。特别是依赖于技术人员在网络、规划和编程等方面的支持。
数控机床的联网实现了状态和性能数据的实时采集，计算机网络实现了工厂自动化。被称为后福特主义或柔性模式。而战后的日本，大野太极开发了一种汽车制造方法，被称为“丰田生产系统”或TPS.而到了工业4.0阶段，主要涉及价值链的技术和概念，它将网络物理系统、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结合在一起。
这一革命将实现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整合、整个制造过程的数字化和基于ICT的模块化，以建立高度灵活、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生产模式；这一革命同时正在改变和升级整个制造业，并重组其价值链。这一发展进程使得原本已高度依赖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的汽车制造企业，得以向“以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个性化和高度灵活性为特征的高价值制造工程迈进。此外，还将导致原有价值创造体系发生革命性变化，创造大量创新的商业模式，促进新的产业价值生态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国际汽车工业转型发展规律表明，当制造业向着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全球化发展，必然需要具备研发创新能力、专利技术。如图4-2所示：表现为从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底端B部分向核心技术的研发“微笑曲线”左侧渐进式移动，即反映企业从组装制造部门的内部数字化改造开始，其沿着价值链左侧曲线由生产、产品研发、技术开发侧面的提升而附加值随之增加。
“B组装+制造”是向着下一代“智能+数字化先进制造”为目标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由企业传统“B组装+制造”从价值链底端递进升级为“智能+A+B”模式的升级路径所谓“智能+”数字化先进制造模式，这是一种由智力与智能机器设备结合的人机一体化高端制造模式。
是一种基于制造过程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技术融合模式。其侧重于先进制造技术平台、先进制造工艺及设计与数据基础设施等先进数字化制造技术的改造升级，具有高柔性、高集成特点。因为随着信息产业与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智能工厂”形态。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布局智能工厂，其作为智能生产的载体，使生产线、车间、研发设计、加工和检测、流程管理的这五个智能化流程整合。
如沿着这条曲线向着汽车工业4.0发展的高端环节，则实现了向资本密集、附加值高、控制力强的高端汽车企业集团领域拓展。如美国特斯拉、德国宝马、北汽、比亚迪等汽车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此发展模式。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应用此曲线，转型可归纳为“智能+”数字化先进制造转型升级路径，可以通过加强如下方面转型发展：第一，核心研发创新驱动转型，实现制造流程高端化。
第二，数据资源创新驱动转型，实现制造技术数字化。第三，制度创新驱动转型，实现管理体系国际化。第四，能力创新驱动转型，实现能力体系标准化，侧重于数字化工业服务的“智能+”品牌化、服务化发展方向，其曲线表现为在价值链右侧曲线上从传统制造业向右侧渐进式向上移动，附加值逐步提升。
实际反映了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在数字化技术的提升下，从传统“B组装+制造”模式的价值链从低端向价值链高层逐渐移动，转型升级为“智能+B+C”模式的升级路径。即通过组装、品牌、售后服务获取附加值。
所谓“智能+”数字化工业服务模式，这是一种基于管理效率与信息共享能力与服务型制造业相融合，普遍采用“零库存”制造和“生产商+客户”协同制造方式。
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应用此模式，其特点为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服务型制造(Service-OrientedManufacturing，SOM)。侧重基于工业互联网价值链的数字化，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云服务平台与智能管理平台等数字平台建设，端到端将其生产企业、经销商、服务企业和客户相互链接起来，为客户创造新价值同时提高产品服务的附加值；其盈利方式转向数据驱动，大规模个性定制生产，从而实现生产制造的柔性化、服务化。如美国戴姆勒、美国通用（GE）、一汽、二汽等向服务制造模式转型正是这种模式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应用此曲线，该模式转型路径可归纳为“智能+”数字化工业服务转型升级路径。
可以通过加强如下方面的转型发展：第一，融合价值链的创新驱动转型，实现产业价值链协同化。第二，质量创新驱动转型，实现工业服务标准化。第三，服务创新驱动转型，实现产品服务定制化。第四，环境创新驱动转型，实现供应链生态化。
探索企业转型理论，始终有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百年轨迹，自“西学东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国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由西方的概念任意裁剪中国理论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坚持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坚持正确的立场、正确的观点、运用正确的方法把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精华提炼出来，才能扬弃的用以分析处于快速转型发展的企业的现实问题和相关理论问题。企业转型同时是渐进的理论框架突破过程，是管理理论的继承、深化、创新发展的过程。
从本质上，管理学是致力于提供实现预期经济目的的途径和方法的学科，转型是由科学技术创新来驱动的，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才能实现从现象论、实体论到本质论的理论飞跃；数字经济更加以人为本，而唯有树立远大目标，唯有伟大“人格”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标签: 汽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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