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说》5——伦理道德，超越技术的难题

任何产物的发展在不同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难题，当一个痛点完全解决，另一个新的痛点又会衍生出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从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到现在，汽车经历了几代的进化，融入人类的世界，成为服务人类的机器，带来无尽便捷的同时，也不停的衍生出新的挑战。

人类发明汽车的初衷是为了代步，为了行走方便。为了动力和速度，内燃机代替蒸汽机；为了环保和节约资源，新能源汽车应运而生；为了进一步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汽车的终极奥义，人类开始研究自动驾驶。

使驾驶者更轻松更安全地驾驶车辆行驶在道路，这是自动驾驶初级阶段——辅助驾驶的意义。辅助驾驶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的同时，引发了大众对完全自动驾驶的向往。自动驾驶既是人类贪婪的诉求，也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诉求。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就是现在，便出现了复杂的“伦理道德”难题。

l 伦理难题在于自动驾驶特殊性

（最终形态的）自动驾驶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汽车行驶时驾驶者将控制权完全交付汽车，所以驾驶时候相当于无人操作，故在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也就出现了侵权责任主体难以界定的问题。

其次，自动驾驶安全依赖数据。越贴近自动驾驶，汽车就越需要获得充足的数据并适配到安全层面，但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学习的数据难免会涉及公民的个人信息，大众对这种程度的信息数据采集目前还无法完全接受，对数据过分依赖同样导致了其在侵权后责任主体难以界定的问题。

最后，最特殊的就是行为决策。是一个复杂的思维操作过程，是信息搜集、加工，最后作出判断、得出结论的过程。但决策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但当自动驾驶决策的依据是科技伦理，这就引发了70亿个思想的碰撞。既然自动驾驶依旧是服务人的技术，那就还是要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所以自动驾驶的决策理应“拟人化”，理应保持“人性”，那么，自动驾驶技术就要拥有人类的思维模式，做出人类能做出的判断。

自动驾驶最核心的“伦理道德”问题，就是遇到事故时，关于道德主体的抉择。人工智能被给予厚望，是因为它可以在很多既定问题上做出完美的，几乎不会出差错的答案。但当复杂的情况发生，人工智能做出操作导致一些后果，伦理问题即被引出。无论是电车问题、自我牺牲、突现的动物还是其他因素，都是道德对自动驾驶提出的挑战。

l 解决伦理道德难题不完全成熟的方法

对于伦理道德的困境，我们尚未找到合理解决办法，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群体，认知上多多少少有些许差异，所以在解决标准上各有不同。

有些人认可道义规则，也是道义伦理遵循一套决定伦理决定的规则。它可以在许多交通场景中提供指导，因计算机遵循规则并最大化成本函数时具有可行性而得到工程师们的追随。可复杂的人类伦理和复杂的体系构成又使得它完全无法处理一些边缘场景下人为因素导致的问题。

结果主义也同样受到工程师们的认可，通过分析场景的预期效用，根据产生最大利益的评估行为的后果。相应的软件通过使用估计结果的效用强度、概率和持续时间来实施道德规则，但却难以定义或评估成本函数或使成本函数具有综合性。

人工智能方法也是一部分人的研究方向，总的来说就是让计算机自行识别和总结道德规则，而无需人为干预。可这个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还远远无法模拟人类的思维决策，做出“正确”却不合乎道德的决定。

我们对自动驾驶期待满满，但现有技术确实远不能让我们把一瞬间的生命抉择交给人工智能。所以，在自动驾驶发展的进程里，我们必须开展国际对话，不管是否能统一出道德准则，但介于全球在大部分问题上的道德倾向较为一致，我们都应尽量的向人工智能设计或算法公司表达我们的偏好和诉求。

给机器赋予道德这件事，人类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但如果自动驾驶终将到来，那就意味着人类伦理研究将会迈入新阶段，人类伦理道德也将进行一次漫长的转变。至于是好是坏，我们无从可知，唯有时间证明一切。